80年前的1938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组成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西迁至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此开启了一段教育史、文化史的传奇。同年，费孝通先生从英国学成归来，到香港黄大仙49559论坛任教并成立社会研究室开展调查工作，后又主持香港黄大仙49559论坛和燕京大学合办的社会学研究室，致力于云南社会特别是农村各方面情况的实地调查研究。由于日本飞机不断空袭轰炸昆明市区，1940年，费孝通带领一大批学者，被迫将社会学研究室迁至昆明东南的呈贡县（今昆明市呈贡区）大古城魁阁，抗战胜利后才搬回校本部。在这里，他们以国家民族的命运作为自己的责任担当，把学术研究与改造社会的实践相结合，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奠定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基础，并产生了“魁阁精神”。
一生的目标是了解中国和中国人
费孝通先生曾说：我一生的目标，唯一的目标，就是了解中国和中国人。
费孝通先生在中国社会学界的崇高地位，举世公认。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杨清媚在《最后的绅士——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中认为：“作为中国社会科学的重要奠基人，费孝通影响了整个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过程；而且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和书写，构成了面对新的世界格局，中国学者如何思考自身的表达方式。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他，就是在多大程度上寻找值得追溯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之未来的基础；理解他就是在理解中国人类学的历史和未来。”
目前国内外研究费孝通先生生平、学术及“魁阁”成就的著述并不多，其中以美国学者戴维·阿古什的《费孝通传》和北京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王铭铭教授主编的《重返“魁阁”》最具代表性。这两部著作以不同的方式呈现了国内外对费孝通先生的研究状况，其中一些内容构成对费孝通先生的评价共识。
阿古什是国外研究费孝通先生的著名学者，其《费孝通传》写于20世纪70年代。从这部著作中可以知道，费孝通先生以其有关中国农民的著作而闻名于世，他自己却没有农民的经历。费孝通先生出生于小士绅家庭，父亲是曾留学日本的教师，其他家庭成员也大多是现代知识分子，而他本人在出国留学前主要也是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由此可见，他的成长是脱离中国农村社会的。但青年的费孝通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思考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现状的道路。《费孝通传》这样描述他为什么会对中国农村进行研究：“至于我自己，我不是从兴趣出发，或者说我的兴趣是种地。但我认识到我的责任，因为我知道我所从事的工作是有其功能的……不管怎么说，我已经受过这种训练，现在必须负起这个责任来。如果你喜欢它，那很好；如果不喜欢它，这个工作还得做——这是纪律。”由此可见费孝通先生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
阿古什认为，费孝通在抗日战争时期试图通过温和的改良道路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他力图通过认识中国社会进而改造中国社会，其著作《乡土中国》是从文化模式上认识中国，《乡土重建》则为改造中国社会提出具体途径，即实行农村工业化。除此之外，费孝通先生在师从英国社会学大师马林诺斯基时写的《被土地束缚的中国》中指出：中国人从土里讨生活，不免被束缚了手脚。身处险境需要追求实用的知识和技术，缺失资源需要在全世界寻找，人力不足需要提高社会化的程度。
费孝通先生这种深研学术、改造社会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尤其值得当今学子学习。
为社会学中国化作出贡献
“魁阁”的知识分子力图从田野调查中去探寻中国的经济状况、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致力于云南农村经济、乡镇行政及工区、工厂、劳工等方面的调查研究，从而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宝贵的依据与思路。先后参加“魁阁”研究的有费孝通、陶云逵、许烺光、瞿同祖、林耀华、李有义、张之毅、史国衡、田汝康、胡庆均、谷苞等人，可谓精英荟萃。当时“魁阁”的成员所接受的多是西方的学术训练，但他们在学术研究中重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田野调查方法。20世纪40年代中国社会学前辈吴文藻认为：“应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试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和事实糅合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虽然处于抗战的烽火岁月，但中国知识分子仍在脚踏实地用社会学的理论和田野调查的方法，去发现、认识和试图改造中国社会。这种把个人的学术研究与命运际遇同国家命运和社会改造实践相结合的学术道路，为社会学的中国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魁阁”时期，田野调查硕果累累：费孝通与张之毅的《云南三村》、史国衡的《昆厂劳工》、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许烺光的《中国西南新工业中的劳工与劳工关系》等，这些著作堪与欧美同时期的著作比肩。这些实地调查的成果，使当时中国的社会学显现了理论与社会生活实际相结合的学术品格，并由此向世界展示了战火中的中国在学术研究中取得的成就，也让世界认识和了解了一个更为全面的中国。
“魁阁精神”的当代价值
“魁阁精神”是一种在学术上的坚持、坚定和坚守的精神，是对国家民族命运的责任与担当。阿古什曾在《费孝通传》中描述了“魁阁精神”的一个方面：“费正清夫人在访问了魁阁后曾经描写到：魁阁物质条件很差，但艰苦的工作精神和青年人明确的工作目标，给人深刻的印象。”费孝通先生本人一直对“魁阁”念念不忘，多次向他在北大的助手和同事谈到“魁阁精神”，并希望能以此精神建设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魁阁精神”对于学术界独特的、重要的价值，正如费孝通先生主张认识中国社会和改造中国社会一样，魁阁精神鼓励着研究者们认识中国社会必须要深入到社会实践中去，从科学的调查入手，身体力行，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发展道路。
费孝通先生在悼念陶云逵时写到：“他能躲在象牙塔里安享尊荣，偏要深入蛮荒；他能好好活着，偏在这时死去……”在费孝通先生的眼中，陶云逵代表着那一代学者实践理想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牺牲精神，他们的乐观主义态度曾使费孝通先生深深感佩，以至在多年以后，费孝通先生向潘乃谷、王铭铭等学者谈到“魁阁精神”时，第一条提到的就是年轻学者要爱国，爱自己的国家，关心祖国的命运。费孝通先生在怀念他的几位老师时也说：“我深切体会到他们脑子里经常在想的是怎么把中国搞好，人民怎么富起来，别的都是次要的事情。”这是一种博大深厚的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担当精神。
“魁阁”的学者一半以上都有博士阶段的欧美留学经历，但学成之后，既没有留在国外，也没有去捞一官半职，而是不约而同地来到呈贡这个在当时显得偏僻的地方，开始了艰苦的社会学研究，担当起改造中国社会的学术使命。他们虽然没有能够驰骋抗日疆场，可是他们在抗日战争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通过辛勤工作、刻苦钻研，以认真的态度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为社会科学工作者做出了榜样，是一笔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这种精神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学术精神，它还包含和体现了在任何条件下都永不言败的中华民族精神。
抗日战争中的“魁阁”时代虽然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但他们的学术热情和坚忍不拔孜孜以求的学术精神，在当前依然契合时代的诉求，极具现实意义。学习和传承他们的这种责任和使命担当，需要我们当代一届又一届的青年学子，以极大的热忱投身到祖国的改革和发展实践中去。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讲：“那股热忱是出于超过个人寿命而能长期持续下来的集体寿命”，这种“集体寿命”将激励一代代后学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奋进。
